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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正如我一周前在《人造的流动性陷阱与两难的人民银行》（传送门：央行为何左右为难）一文中所说的那样，当前中国经济有一条最好的出路，就是通过优化去杠杆和金融监管政策来疏通货币政策传导路径，从而把金融市场淤积的资金导入实体经济。如果决策者不愿采取这条上策，那么我们就会看见人民银行在各方压力（尤其是来自财政部的压力）下在货币宽松之路上越走越远，甚至从常规货币政策领域逐步进入非常规货币政策领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为了不再有财政主导，量化宽松可以有，而且很可能会有。

如果自由度在财政政策那里，就叫做“财政主导”（fiscaldominance）。此时，货币政策从属于财政政策，变成了财政赤字的填补器。财政赤字如果多了，而国债发行得又比较少，中央银行就得多发点货币来补财政的窟窿。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银行无法自由调整货币政策（货币发行量），货币政策和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根本无从谈起。在这种状况下，民众也很难形成对未来货币政策的稳定预期——如果大家都知道货币随时需要填财政的窟窿，自然会怀疑未来货币增长是否能稳定。相应地，货币币值也就很难稳定下来，容易形成通胀失控的局面。历史上有数的恶性通货膨胀都发生在这样的状况下。

截止到2018年末美国公司债市场的未偿余额为9.2万亿美元，规模与美国按揭质押债券市场不相上下。我们在本文中的观点是，尽管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公司债市场的大部分发行量来自于投资级债券，但BAA级公司债的大量发行会引发市场对美国金融稳定性的担忧。此外，AAA级公司债和BAA级公司债在到期期限和企业特性等方面的不匹配情况导致BAA级和AAA级公司债之间的信用利差在衡量投资者对美国公司债信用风险的好恶程度方面不再有效地发挥晴雨表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众多知名基金经理管理的次新混合型基金，在低迷的权益市场中保持了较高的仓位。比如曹名长和袁维德共同管理的中欧潜力价值、蔡向阳管理的华夏稳盛、周可彦管理的银华瑞泰、萧楠管理的易方达瑞恒、李晓星管理的银华心诚等次新基金二季报仓位都在9成以上，体现了绩优基金经理对当前股市低点的认可和低位布局的思路。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对新兴市场面临的风险发出警告。他说，新兴市场眼下的情况有点像199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当时发展中国家的股市下跌了59%，政府为了防止本币暴跌，将利率提升至极高的水平。他在推特上写道：“至少可以预想一下1997-1998年那场自我强化的危机：新兴市场货币暴跌，导致企业债炸雷，从而给经济造成压力，然后本币进一步贬值。”

7 月 20日，据彭博社报道，这两年多来 Google 内部其实一直有一个团队在研发一款新的操作系统 Fuchsia，可在手机和和平板电脑等不同设备上运行，有可能会在 5 年内取代 Android 和 Chrome OS。据知情人士透露，目前 Fuchsia OS 研发团队已经有超过 100 名员工，预计将在三年内将 Fuchsia 接入智能音箱等联网家庭设备，然后在扩展至笔记本电脑等更大型的设备上，最后是手机，直至完全取代 Android。